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间，我5次上北京，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为争取李宗仁归国，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一）我一上北京，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对台湾问题的建议》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于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蒋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等两次来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么。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事前他的思想转变有其发展的过程，主要是下面几种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在战史上，美国从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败过，可是却败于建国未久的新中国，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认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二、1955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月29日，美参议院还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而必须有所主张。

　　三、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

　　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因为从此时起，我在九龙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经常有进步人士登门拜访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报》工作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大公报》给我看，希望我对这篇报告发表一些意见。我对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境地一无所知，能够说些什么话呢？所以我就顾左右而言他，使访客怅怅而归。

　　三个月后，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两位朋友又两顾茅庐，金尧如一会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还要我提出条件。我说：“我去北京，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但此问题大，容我考虑一天如何？”当即约定第二天下午3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作出答复。

　　当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决心。我说，建国以来，国内先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繁，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自己却有独特的怀抱：第一，我对台湾所提“光复大陆”，认为是扯淡，不值一顾；第二，我对共产党素无成见；第三、共产党向来讲话算数，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而是周总理决定的。黄绍?曾对我说：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议，在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显，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定。

　　5月6日晚，张治中先生请我吃饭，他对我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翌日上午，我就写了一份题为《从美、日、港三方面来观察台湾问题》的报告交给张治中先生。

　　5月7日下午3时，我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不久，周总理来了，他对周围的人群打了一个招呼，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文白先生正想给我介绍，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1938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总理随即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说，你们陪陪思远看一看北京的名胜古迹。又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会面。

　　5月12日中午，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我。刘仲容陪我从西北门进中南海，先在李克农副部长办公室谈了一会儿，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阁去，在那里受到总理热情的接待。在座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

　　宴会厅在紫光阁客厅后面，总理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总理提到白崇禧时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他政治上没有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把他骗到台湾去了！

　　总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发展的进程。他说，在济南解放后，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可以攻坚了，立即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终于打败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他继续说，当1949年和谈时，我曾告诉刘仲容，要他对李德邻先生说，把广西在安徽的46军调到南京来，这样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签署和平协议，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一错再误。

　　谈到台湾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彼此处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总理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

　　总理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总理日理万机，这一天的接见、宴会和谈话竟花了三个钟头。我真不胜荣幸之至。当然总理的话不光是对我个人说的，而是对海外爱国人士的一次真诚的召唤。

　　我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他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