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以后，恩来同志和我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现在看来，夫妇不在同一个具体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我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一九二六年冬，恩来同志从广东调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恩来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他转移到武汉。我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当即被捕，一人次日即被枪杀，两人终于死在狱中了。那时，我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依靠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才得以脱险。不久，汪精卫又背叛革命，宁汉合流，我们全党转入地下秘密状态。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我们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七月十九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