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和领导的百色起义，是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韦拔群是百色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韦拔群的组织、领导下，以东兰为源头、以东兰为中心的右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组织严密、斗争坚决、声望显赫，影响巨大，为百色起义的胜利举行，在思想上、组织上整备了条件。

　　第一、韦拔群以东兰为基地组织发动群众，唤起右江和红水河地区的广大民众团结起来，实行社会革命。经过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举行“三。三同盟”“九。九同盟”，向社会发布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敬告同胞》书，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勇气，对于唤起各族农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打东兰县城”的东兰农民起义，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为随后的武装斗争、武装起义迈出关键性一步。

　　第二、韦拔群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革命骨干，为后来的百色起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骨干。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推动右江、红水河地区乃至广西的农民运动的发展，1925年秋至1927年夏，韦拔群在东兰武篆先后开办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民运动骨干，这些学员回到各地后，积极重新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对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使农民运动的烈火燃遍整个右江和红水河地区。众多农讲所学员后来成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为推动农民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百色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干部基础。

　　第三、坚持武装斗争，为百色起义奠定坚实的军事基础。深受俄国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影响的韦拔群，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入考察和认真分析，通过对斗争实践的思考，认为中国革命只有走俄国人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一开始就把建立武装队伍，以武装斗争作为农民运动的后盾，既保护和推动农民运动，又为百色起义奠定军事基础。韦拔群早在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时，就建立“国民自卫军”，1923年5月，正式组建“东兰农民自卫军”，“三打东兰县城”武装起义时，就有东兰及周边各县1500多人的农军参加。1925年9月，东兰县农民协会成立时，就专门设置由韦拔群任部长的军事部，到1925年春，东兰农军发展到2000余人，其中查那个北军3个大队500余人。百色起义时，在红七军4000余各指战员中，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军占三分之二左右，成为红七军的主体力量。正如邓小平说的：“1929年10月革命节日，以广西警备军第四大队及东兰农军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红七军。”

　　第四，以东兰作为支撑地保护盒发展右江地区中共党组织，有效加强党的基础。韦拔群虽然不是专门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但他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为巩固和发展党组织、为党胜利举行百色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四?6?1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实施“清党”、“清乡”，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并派重兵以东兰、凤山为重点向各地农军进行“清剿”。在危急关头，韦拔群为总指挥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坚持进行公开的游击战争，先后举行多次农民武装暴动，占领多个县城，解救了大批被关押的革命者和农民群众。1927年8月至1929年10月，韦拔群接替陈洪涛（原中共东兰县支部书记，上级指派他到“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工作）担任中共东兰县支部书记，先后吸收一批农运领导人和农军骨干入党，并在县农军总部和武篆区成立了党支部，全县已有6个支部、50余名党员（不含派到外县工作的党员），居右江地区各县党组织之首。1929年10月中旬，经中共广西省特委批准，韦拔群与省特委委员严敏一起主持召开中共东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东兰县委员会，成为右江地区第一个县级党委，进一步加速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和发展党员的步伐。至12月底，全县发展到5个区委、6个党支部200余名党员。

　　综上所述，韦拔群以东兰为中心，在右江地区为百色起义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干部基础、军事基础和党组织基础。所以说，东兰县是百色起义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