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革命斗争简史

　　东兰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发祥地，是全国最早开展农民革命运动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时期农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的策源地，是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地，是中国三大农民运动领袖之一、中国人民军队早期杰出的将领韦拔群的故乡。全县70%以上的民房被烧掉，13718户被烧家劫舍，4167名革命群众被杀害，2231名共产党员、红军指战员、革命干部惨遭杀害，被困死、饿死、抓丁拉夫或逃亡他乡者不计其数。1933年东兰县的人口由1927年的190447人减少到92851人。东兰各族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 

　　东兰农民运动爆发以前，社会阶级矛盾就已经十分尖锐复杂。当时，土司、官僚污吏、地主劣绅凭借权势兼并土地，霸占山场，强夺民田，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剥削阶级的黑暗统治，导致政治腐败，经济衰颓，文化落后，饿孚载道，民不聊生。

　　1921年，为了救劳苦大众于水火，壮族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组织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和国民自卫军，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口号，1922年3月30日（农历三月初三），韦拔群又招集陈伯民、黄大权、黄书祥等11名“改造东兰同志会”成员，在武篆区北帝岩（今列宁岩）举行革命同盟（简称“三三同盟”），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名义，发表《敬告同胞》书，号召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打倒侵略中国的洋鬼子，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实行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国民革命。同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九），韦拔群利用重阳节登高游览之机，召集东兰、凤山、百色等县革命志士180多人，在武篆区银海洲举行同盟（简称“九九同盟”），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发展农民自卫军，发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和“不交租、不还债，拥护俄国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建立新国家”的誓言。会上杀鸡饮血，宣誓坚决革命到底，并决定组织自治会，建立国民自卫军。

　　经过“三三”同盟和“九九”同盟，韦拔群集结了更多的革命骨干，大家分赴各地，宣传发动群众，购置枪支弹药，在原有“国民自卫军”的基础上，于1923年夏天建立了东兰农民自卫军，兵员达千余人。在韦拔群为首的东兰公民会领导下，先后发起了清算杜瑶甫的斗争和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从而掀开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1923年，在原有“国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兰农民自卫军，兵员达千余人，在韦拔群为首的东兰公民会领导下，先后发起了清算豪绅地主杜瑶甫的斗争和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从而揭开了广西最早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在领导农民运动中，特别是经过三打东兰县衙门的斗争实践，韦拔群深刻体会到，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就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得到一时的胜利，要巩固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于是，1925年1月，韦拔群到当时中国革命中心的广州，进入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广州回到东兰后，韦拔群便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农民运动，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按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于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武篆区列宁岩开办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来自右江地区东兰、凤山、百色、凌云、恩隆（今田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河池、都安等县农运骨干276人参加了学习；接着，又开办了第二、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东兰农讲所学习结业后，学员们返回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使右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6年底，东兰、凤山、奉议（今属田阳县）、恩隆、都安、河池等县共有农会会员10万人，东兰一县就建立了13个区、170多个乡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87000人，农民自卫军2000多人。所以，当时有人评论说“东兰的农民运动，实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开始，东兰农民运动，是广西农民求解放的急先锋。”中共中央在1926年12月5日的《中央局报告》中，对东兰农民领袖韦拔群给予很高的评价：“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 1927年“四?6?1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韦拔群领导农民自卫军与桂系军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农民自卫军越战越强。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后，切实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积极发展工农革命运动，东兰农民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到1929年12月百色起义前，在今河池市的东兰、凤山、巴马、都安、大化、南丹、天峨、金城江等8个县（区）都普遍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1929年9月，根据广西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邓小平等作出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农村地区，把党在南宁的武装转移到左右江地区的战略决策，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我党掌握的武装向右江农村地区挺进，加紧进行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右江农民自卫军的作用，增强农军实力，邓小平、张云逸又把从南宁送来的5000多支步枪分发给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农军，并派军事干部去帮助训练。10月中旬，右江地区的第一个中共县委——东兰县委成立后，韦拔群指挥农军相继解放了东兰、都安、凤山等县城，使东凤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成为中共党组织完全控制的区域。经过多年的斗争，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为百色起义的举行和红七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成立，全军共4000人，其中东兰、凤山、凌云和百色、恩隆县的部分农军即右江农民自卫军改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长，指战员共1200多人。1930年2月隆安、亭泗战斗后，红七军主力便向东兰、凤山一带转移，2月底，红七军前委在凤山县盘阳区（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召开会议，决定留第三纵队在东、凤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第一、二纵队回师右江，集中精力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红七军前敌委员会设在东兰县武篆魁星楼，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就在楼上办公和住宿，领导右江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红军兵工厂、后方医院等也都设在武篆，东兰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成为根据地党政、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中心地带和大后方。

　　在地方党组织建设方面，在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1930年改为右江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东兰县、乡党组织发展迅速，到1930年11月，全县已建立8个区委会、37个党支部，党员也发展到400多名；在政权建设方面，在百色起义举行的当天，东兰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产生了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区、乡苏维埃政府也相继建立，到1930年初，全县建立了9个区、150个乡苏维埃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中共东兰县委成立后，制定了《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和工人耕作”，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等施政纲领。同时，县苏维埃政府即按照“最低政纲”草案去实行，领导各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1930年4、5月，为了摸索经验，邓小平、韦拔群又在韦拔群的家乡东里试办共耕社，并派一批干部到凤山县中亭乡进行土地革命试点。193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在《目前广西的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对东兰、凤山两县的土地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在右江，“土地革命最普遍、最深入的地方，首推东兰、凤山两县”；“久受汉人压迫的瑶民和住在石山洞场的最困苦的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得到同样肥美的土地。宗法封建社会的旧礼教在苏维埃政权下也遇到重大的打击，婚姻自由，妇女获得解放，如东、凤两县农民群众已经真实的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生活上获得相当改善了。因此，他们是热烈的拥护苏维埃和自愿加入红军为全国胜利而奋斗”。据1930年8月统计，仅东兰、凤山两县农民参加红军的就有6000人左右；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土地革命时期，东兰的军事组织先后有农民自卫军、赤卫军、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此外，在东兰活动的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农民自卫军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大量的兵员。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近5000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文化建设方面，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内设文化委员会，区、乡苏维埃政府设立文化委员，专人管理文化工作。当时，有条件的地方都创立各级劳动学校和农民夜校。东兰县城创办了高级劳动小学，面向工农子弟，不收学费。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拨出专门经费，在西山16个乡办起初级小学，8至16岁的适龄儿童都免费入学。在东凤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深深的奋斗足迹。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曾五渡红河、四进东兰，在东兰工作前后长达两个多月，占了他在广西开展革命活动时间的三分之二。邓小平首次到达东兰是1930年3月上旬，他到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到右江，与韦拔群、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右江特委书记陈洪涛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右江地区的土地革命，邓小平介绍了中央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决定右江土地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行试点，第二步，全面铺开。并决定以东兰、凤山为重点，开展右江的土地革命，在韦拔群的家乡东里村进行“共耕社”试点，另派韦拔群的弟弟韦菁到凤山中亭乡作平分土地试点。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东兰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年5月中旬，东兰县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给群众发了《土地使用证》。在此期间，邓小平还与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一起研究制定并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两个文件。为了指导整个右江地区的土地革命，4月，邓小平在东兰武篆的旧州屯主持举办了一个训练班。邓小平亲手为训练班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教材，刻印发给学员，并亲自给学员讲课。邓小平在武篆期间，曾经三次深入到红七军设在武篆巴学村临时后方医院，看望、慰问伤病员。还三次到红七军设在武篆板勉村的兵工厂视察。5月初，邓小平得知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凯旋而归，便决定前往河池寻找红七军军部。在河池，邓小平见到了张云逸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向军部和党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研究回师右江问题。随后，邓小平和张云逸、李明瑞率领部队从河池启程，再次进入东兰县城。邓小平在魁星楼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具体商讨收复百色问题。收复百色不久，中共南方局代表邓拔奇来到右江，传达了中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会议决定全军到河池集中整编，准备北上。会后，邓小平与邓拔奇先到恩隆县燕洞街（今巴马燕洞街）召开右江特委扩大会议，研究和布置红军主力离开后右江的工作任务。然后赶到东兰与韦拔群会合，对右江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加紧开展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兰、凤山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邓小平于1930年10月底随第三纵队从东兰出发，到达河池与第一、第二纵队会合。1930年11月初，红七军在河池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师团制，下设三个师：原第一、三纵队全编为十九师，原第二、四纵队与红八军余部全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只给番号和任命师领导成员，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由韦拔群带领原第三纵队近百人武装（原第三纵队大部2000余人已编入第十九师）回右江重建。前委决定第十九师、二十师北上，二十一师留在右江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