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和家人在一起。（资料照片）　　

　　“他的离去是一个巨大损失。”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说，“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和整个科技事业呕心沥血、奉献终身，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一生奉献核事业】

　　从２２岁与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一起赴美国考察原子弹，到３５岁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者，从见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到全面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朱光亚的一生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１９５９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我国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临危受命，承担起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

　　当时，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中。朱光亚等从苏联专家一份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使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有了重大突破。

　　他还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对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整，我国西北大漠中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成功了！看到那惊心动魄的壮景，老成持重的朱光亚激动了，在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

　　紧接着，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为了表彰他对国家核武器科技事业的卓越贡献，１９９９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授予朱光亚等２３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科技众帅之帅】

　　当时，这项工作汇集了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工程技术人员。朱光亚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机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他还提出将核试验转入地下以及“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等，对加快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步伐起了关键作用。

　　朱光亚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他参加了新中国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参与了国家“８６３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组织领导了历次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他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３０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１９９４年，６９岁的朱光亚当选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在他主持下，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增选制度、原则、实施办法，院士人数从最开始的９６位增选到４００多位。他特别强调，院士一定要重质量，一定要让院士队伍保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道德水平。

　　【淡泊名与利】

　　１９９６年，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１００万元港币奖励。他拿到奖金支票后，马上就捐给了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他叮嘱身边同事不要将这件事宣扬出去。以至于社会上对此事几乎闻所未闻，就连中国工程院内部都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说。

　　在荣誉面前，朱光亚十分低调。他屡次说：核武器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一切荣誉都是集体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

　　２００４年，朱光亚８０岁。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１０３８８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在“朱光亚星”的命名仪式上，他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忘不了信任和关心我的党组织，忘不了支持和帮助我的老领导，以及同舟共济的同事们。”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科技界的领导人，朱光亚对扶植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倾心支持。

　　杜祥琬院士与朱光亚曾共事４６年。“４６年来，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感受到他的言传身教，受益匪浅。”杜祥琬说，“他治学严谨、淡泊名利、谦虚谨慎、胸怀开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光亚：风范长存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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